据说，秦始皇有一面镜子，这镜子唤作秦镜，亦作秦鉴，此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还相当厉害，可以照出人的好坏、善恶、曲直，故秦始皇常将其用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对此，时人也都认为是它个好东西，后亦用以称颂官吏清明，善于断狱。秦镜当然是那个时代美好的理想，对于一个缺乏完善廉政制度人民又渴望政治清明的朝代来说，它无疑承载着超出故事以外的内涵。它的出现及其中隐喻大概与所谓廉石、贪泉相当。世间固然不存在类似的东西，有如此神奇功效。作为一种寄托，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古人也有和我们同样的困惑，如何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或可以利用的介质，实现对人的监督，识别人心，去伪存真，去恶存善。这个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如果要根治，恐也不易。传说倒是一直在流传，从所谓秦鉴、廉石到包公、于谦、海瑞，似乎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个趋势，那就是人民对廉政的希望与逐渐从寄托物转至寄托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人谓之包青天。于谦为官廉洁正直，曾平反冤狱，救灾赈荒，深受百姓爱戴，《石灰吟》至今脍炙人口。海瑞为人刚正不阿，敢于批评强权，其在南京当吏部尚书时就被民众称赞甚至拿他的画像当门神。因为清正廉洁，他们深得人心，但另外一个方面，中华上下五千年，似乎清官远远要比贪官少。这也是为什么包公、海瑞让人如此记忆深刻。一个朝代仅仅寄托于少数正直、有良知的官员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于是，腐败、黑暗的蛀蚀下，秦汉唐明清一个个的垮台、关门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一个朝代的灭亡是偶然的。几个朝代的灭亡也是偶然的。但这中间也昭示了一个必然的规律，就在于政治的腐败。这是一个逃避不开的问题。有贤惠的人，也有昏庸的人，再英明的统治一经易手，马上变成百姓的地狱，奋起反抗则是必然的了。历史就如一条线，浮起在岁月的长卷上：政治清明、人民拥护——政治黑暗、人民受苦——奋起反抗、推翻一个朝代——开始另外一个朝代、政治清明——政治黑暗……无休止的循环，可怜受苦的只有人民。

    思考的人很多，怎么走出这个怪圈？很少有人留意这个小小的传说，秦镜，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在托人、托物之间是否能找到一条综合两者的道路。我想，托人大概在于建立一个善于择人、知人善用的制度。托物则在于建立一个全面有效的监督权力行使的制度。只有考虑如何将两者结合，才能真正打造一个不是传说的秦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