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2008年1月份的一天晚上，在博爱县金典洗浴中心一间房内被告人张拥军、王立用木棍对朱金利殴打，后强迫朱金利写下5000元借条。2008年1月26日上午，被告人张拥军安排王立、朱金利将付晓波带到博爱县金典洗浴中心一间房内，张拥军、王立、朱金利用木棍对付晓波殴打，并将付晓波身上的130元现金抢走，后强迫付晓波写下10000元借条；当日下午，被告人付晓波、王立或同张爱民用木棍殴打李拥军，强迫李拥军写下两张16000元借条，共计32000元；后被告人张拥军、逯小军伙同张爱民、杨爱军等人又将李拥军带到对面一间房间内，四人殴打李拥军后，将李拥军身上的210元现金抢走，并以李拥军将其车弄坏为由强迫李拥军写下8000元的借条。所得的赃款和被害人共同吸毒（上述人员均系吸毒人员）。
二、分歧意见和焦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拥军等人对付小波、李拥军进行殴打劫财的行为属于寻衅滋事行为。理由是：张拥军等人对李拥军等人随意殴打他人，而且客观上也实施了殴打行为，并抢走340元钱，属于随意殴打他人和强拿硬要的行为。因此，张拥军等人之行为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行为，情节严重，构成寻衅滋事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拥军等人对付小波、李拥军进行殴打劫财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事行为。理由是：张拥军等人先是对付小波、李拥军进行殴打，进而强迫付晓波写下10000元借条、强迫李拥军写下8000元的借条，并将付晓波身上的130元现金抢走，将李拥军身上的210元现金抢走。实质上，张拥军等人抢走付晓波身上的130元钱、李拥军身上的210元之行为应为敲诈勒索行为中的一个情节，不可将其独立出来。因写的借条未能得逞，构成敲诈勒索罪未遂。
第三种意见认为，张拥军等人对付、李进行殴打劫财的行为属于抢劫行为。理由是：张拥军等人当场对付、李实施暴力并当场抢走二人340元钱是抢劫既遂。
分歧的焦点是两个“当场”。笔者倾向于第三种意见，三、两个“当场”在三罪中的体现
刑法上两个“当场”特指当场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和当场取得财物。尤其在描述抢劫罪的犯罪特征和构成要件时，最多使用的词语为“两个当场”。的确，抢劫罪在客观方面主典型的表征为两个“当场”。但是，如果反推，结论则有所不同，也即在刑法415个罪名当中客观方面表现为两个“当场”，不只是抢劫罪所特有的。
------ 抢劫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当场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
------ 敲诈勒索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取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逼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界限：……（2）抢劫罪的“威胁”是扬言当场实施，“威胁”的内容也是当场可以实施的；敲诈勒索罪的“威胁”一般扬言将要实施，并不一定当场实施，威胁的内容可以当场能够实施的。（3）抢劫罪是迫使被害人当场交出财物；敲诈勒索罪迫使被害人被迫交出财物的时间、地点，可以是当场，也可以是以后指定的时间、地点交出。……------ 寻衅滋事罪：《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当场实施暴力），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当场取得财物）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显然，三罪名在犯罪特征上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为两个“当场”。其中抢劫罪表现得最为集中，而对于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而言，两个“当场”只是这两种罪的某个方面的表征。因而，撇开暴力程度、数额大小因素和证明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证据外，敲诈勒索罪与寻衅滋事罪较抢劫罪外延要宽，一定程度上两者交叉部分包含抢劫部分的内涵。
四、三罪区分似是而非
（一）“是”。“是”即指三罪名在理论上的区分可谓泾渭分明，不存在区分不清，因为三者之间的理论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点也是信手拈来：
1、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1）抢劫罪的“威胁”是当着被害人的面，由行为人直接发出的；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可以是当面发出的，也可以通过书信、电话、电报等形式发出，可以是行为人本人，也可以通过第三人发出。（2）抢劫罪的“威胁”是扬言当场实施，“威胁”内容也是当场实施；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可以当场实施也可以以后的某个时间实施。（3）抢劫罪是迫使被害人当场交出财物；敲诈勒索罪可以迫使被害人当场交出财物，也可以以后指定的时间、地点交出。（4）抢劫罪占有的财物只能是动产；敲诈勒索罪占有的财物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5）抢劫罪除使用威胁手段外，还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敲诈勒索罪不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6）抢劫罪故意内容是抢劫；敲诈勒索罪故意内容是敲诈勒索。
2、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的界限：（1）主观特征不同。寻衅滋事罪是以满足耍威风等不正常的精神刺激或其他不健康的心理需要为目的，以破坏社会秩序为目的；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2）客观方面不同。寻衅滋事罪表现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行为；抢劫罪表现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行为。（3）客体不同。寻衅滋事犯罪的客体是公共秩序；抢劫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的财物的所有权。
3、敲诈勒索罪与寻衅滋事罪的界限：寻衅滋事行为人勒索的动机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刺激，故意炫耀，因此犯罪往往是当面地、直截了当地进行；敲诈勒索行为人索取财物是主要目的，因此他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常常以间接的或当面暗示的方法进行。
（二）“非”。“非”即指三罪名在实践中的区分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便是从事多年刑事法工作的司法人员同样也说不清。例如，上文案例中张拥军等人抢走付、李随身携带的340元钱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抢劫、寻衅滋事和敲诈勒索三种不同的意见，而且该案恰好处在两个“当场”情形下的三罪交叉地带。如若直接套用理论上三罪的界限，发现本案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既符合抢劫行为又符合敲诈勒索行为，同样也符合寻衅滋事行为，但认定为抢劫行为、敲诈勒索行为或者寻衅滋事行为又似乎不妥。造成不同诉讼阶段的司法人员认识不一，甚至同一诉讼阶段不同承办人认识不一，严重地困扰着司法办案人员。
（三）“是非之差”。“是非之差”的原因是理论与实践的区分逻辑和方法相去甚远。理论上的区分是大而空的表面区分。例如，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只针对典型的抢劫案件和典型的敲诈勒索案件才有意义。而对于非典型的抢劫或敲诈勒索案件则起不到任何作用，即行为人当场对被害人实施了较轻的暴力，又当场取得较大财物。这时理论显得尤为苍白，而这种类型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还为数不少。另外，理论上的所谓主观特征和客体之别，于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太大意义，甚至可以说，理论上的区分有“欲加之别，何患无辞”凑数之嫌。而实践则不可以粗线条的区别，因为案件认定的结果必须是清楚的、唯一的，不容仅将理论区分的几点摆一摆就定罪或不定罪，而是要透视三罪细微区别和案件的全貌。
五、三罪区分难点原因之分析
三罪若处于典型状态下，一般不易混淆。但是，三罪若处于非典型状态下，也即在两个当场状态下，使得三罪之间的区分难度加大，那么难度加大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事出有因”情形下的两个当场。无论是学者课堂示例还是司法人员办案思维，一般都认为抢劫罪是那种拦路或者入室抢劫，行为人与被害人先前不存在任何纠纷，而是完全是通过单纯的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来连接彼此。但是，同时又无一例外地认为先前存在矛盾和纠纷的情况可以成立抢劫罪。而敲诈勒索罪与寻衅滋事罪则往往事出有因。这样，就使得三罪界限模糊不清，不易把握。
二是“临时起意”情形下的两个当场。较为常见的是行为人在实施敲诈勒索行为或者寻衅滋事行为过程中有临时产生抢劫的故意。而这种瞬间的主观意图又非常的不好认定。所以，同一案件时常会出现有的人认为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抢劫的故意，而有的人则认为行为人临时起意抢劫，也是难辩难分。
三是“暴力程度较轻”情形下的两个当场。一般认为，抢劫罪的暴力属于那种惨不忍睹的暴力。但是也不排除一些轻微的暴力，因为被害人承受暴力的能力有差异。这样，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之间并没有太明显的区别。
四是“数额较小”情形下的两个当场。主要模糊的是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之间的区别。司法人员一般认为寻衅滋事罪强拿硬要财物的数额并不大，若数额较大或者巨大定寻衅滋事罪显然有失偏颇。但是，抢劫罪劫取的财物数额可大可小，大到特别巨大，小到几元几角。那么当行为人取得的财物数额较小时，这种依赖数额大小来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办法就会失效。典型的示例是在学校周遍用暴力或威胁手段取得数额较小财物的案件，是定抢劫还是定寻衅滋事，也时有分歧。
五是“劣迹行为人”情形下的两个当场。行为人的前科、劣迹一定程度上影响三罪区分。司法实践中，若遇到“问题少年”、“问题青年”当场实施一定暴力、当场取得一定财的案件，往往倾向于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实际上与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很相近，也不易区分。
六、区分三罪把握的原则
三罪之间细微区分一直以来为司法实践的难点，将来仍然是司法实践的难点。那么遇到这样类似的案件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
一是从主观方面的证据来看，案件现有证据能否充分证明行为人主观意图是抢劫还是敲诈勒索，抑或是耍威风来寻求精神上的刺激。而如果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有临时起意迹象，应具体详实地另行分析。
二是从案发时环境和行为人实施暴力程度来看，案件当时所处的环境和行为人实施暴力、威胁程度是否到达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或者不知反抗的程度，意在判断具体案件中被害人是否有可以选择的途径和空间。例如，“黑吃黑”的案件，明知被害人财物是偷来的或者抢来的，以告发相威胁，取得财物。此时，被害人并非因威胁产生精神上的强制而做出唯一交出财物的选择，完全可以选择同行为人一起到公安部门自首。所以，这种行为人不应认定为抢劫罪而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三是从刑事法精神来看，如果案件主客观方面存在不好认定的情况，但确实又构成犯罪，那么只能依据从轻的原则来处理案件。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错案发生，另一方面也符合法治的精神。